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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卡侬中国副总裁王亭亭：中国体育市场正进入快速发展周期******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5日电 题：迪卡侬中国副总裁王亭亭：中国体育市场正进入快速发展周期
中新财经记者 吴涛
“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优秀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扎根中国、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和有利条件。而中国体育产业作为万亿级赛道，将持续释放巨大的市场红利和机遇。”近日，迪卡侬中国副总裁王亭亭接受中新财经记者专访时这样说道。
王亭亭称，中国人民正日益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追求身心健康幸福。中国体育市场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并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对迪卡侬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迪卡侬于1989年进入中国开始进行采购和生产运动产品的业务往来，目前迪卡侬有超过50%的产品来自于中国。您如何评价迪卡侬在中国取得的成绩？
王亭亭：上世纪80年代，迪卡侬以生产采购商身份来到中国；2003年，我们将中国总部从中国香港迁至上海，在中国开展集产品设计、生产、物流、品牌和零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业务，这是母国法国之外第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海外市场。
迪卡侬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有生产采购中心，超过50%的采购份额来自于中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中，94.2%在中国生产，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一数字提升至100%。
迪卡侬从2003年开始在华开展零售业务，至2021年底遍布全国百余座城市、开设200余家商场，线上业务为超过400个城市的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2021年我们在北京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继续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发展。
中国人民正日益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追求身心健康幸福。这一时代赋予我们更多机遇展示自己。对迪卡侬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当前，我们正着眼于在中国及全球打造体育生态系统，扩大“体育+”产业发展外沿，连接各产业的高水平合作，不断丰富体育消费场景。
中新财经：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迪卡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或者说中国市场可为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增长点？
王亭亭：我们非常看好中国经济的创新潜力，期待中国持续高水平开放，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实现全球共享共赢。我们也希望能够依托中国稳定、高水平开放、配套完善的营商环境，结识更多的潜在合作伙伴，在中国发展更多全球化合作项目，与中国市场共同发展。我们应当尊重友爱，用好中国市场，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我们也相信，体育产业将在促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目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新财经：迪卡侬每年推出3000种左右新产品，如何做到的？如何看中国的创新环境？
王亭亭：创新是迪卡侬的基因，也是产品设计的核心。通过创新，我们能够以前瞻性的思维、包容和适应性的心态去创造体育产业的未来。
迪卡侬的创新精神无处不在，我们激励团队在保证产品性能、满足用户运动需要和保护运动安全的需求基础上，跳出思维定势，大胆使用新材料、采用新工艺技术、想象新设计，同时为了恪守环保承诺，从产品设计之初，就以可持续发展视角，创造使用更少自然资源和对环境影响更小的运动产品和运动解决方案。
目前，迪卡侬在全球拥有850名产品工程师、300位设计师、900多项注册专利，及10个法国设计中心。凭借雄厚的技术创新研发实力，迪卡侬每年推出约3000款新品。同时，迪卡侬还将全球创新产品和经验延申到中国市场，结合中国国民的健身与运动需求，不断打造提升消费者运动体验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新商业模式和最先进技术的基地。依托中国全要素市场环境、消费升级、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大背景，中国体育产业成为万亿级赛道，这些都为迪卡侬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中新财经：中国正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结合迪卡侬自身业务，您认为跨国企业在“双碳”方面可以怎么做？
王亭亭：作为大众运动全产业链企业，迪卡侬从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物流到最终端销售，打造了全生命周期的减碳能力，以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转型发展。
在产品设计方面，迪卡侬始终致力于整合更清洁的技术，减少对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比如淡水资源；同时关注减少化学品的使用，从而减少产品生产对自然资源的索取。目前在中国，迪卡侬提供的生态设计产品占我们所有产品的25%，我们承诺于2026年实现100%产品采用生态设计。
在商业模式方面，迪卡侬一直在积极探索更环保、可循环的商业模式，通过提供租赁、二手产品和维修等服务，引导消费者提升环保意识，以创造可持续的价值。
今年8月，迪卡侬加入“可持续市场倡议”中国理事会，作为中国理事会合作伙伴，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携手各领域伙伴一起探索更多可持续发展路径，通过合作与共享实现对人与地球负责的承诺，助推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
中新财经：近十年，中国持续深化改革，提升营商环境，您对中国市场哪些方面的变化感受较深？
王亭亭：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优秀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扎根中国、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和有利条件。而中国体育产业作为万亿级赛道，将持续释放巨大的市场红利和机遇。中国体育市场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并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
近年来，中国全民健身的社会氛围明显更加浓郁，体育健身已经是覆盖众多人的生活选择。政策更是强化了对于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视程度，为公民参与体育健身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新的环境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选择运动消费，选择传统项目之外的新兴运动，比如露营、桨板、陆冲、飞盘、街舞等，同时冬奥会也激发了民众对于冰雪运动项目的好奇和热情。运动需求的提升代表了国民经济水平提升和品质生活追求，显示运动健康正在融入大众品质生活的需求。(完)
【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题：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 中新社记者 李金磊 彭大伟 “要么一同采取行动，要么一起自杀。”今年夏季，面对极端天气频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 洪水、干旱、极端风暴和野火，异常的气候变化让人类面临严峻考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资料图：拉马乡鲁南山风电场。李益民 摄“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 “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王毅表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更新、提升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到“十二五”时期提出“国家自主贡献”，再到2020年提出“双碳”(碳达峰与碳中和)承诺，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十年来，中国“逐绿而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取得显著成效，一个“只此青绿”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十年，中国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风电、光伏装机量、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居全球之首。 中国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8.4%，同时建立了全国碳市场机制，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同时，中国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世界森林密度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增绿面积占全球四分之一。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未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支撑了经济增长。”王毅表示，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地缘竞争，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 王毅认为，发达国家应加速自己的行动，同时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在复苏和应对过程中，要找到一条推进高质量公正转型的路线，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来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完)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报告警告称：人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如果不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气候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将越来越具破坏性。为什么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毅：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揭示了人类的行动跟目标之间相距甚远，特别是要实现升温在1.5℃之内，现在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说要增加七倍的努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减缓，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或者依赖，同时要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开发和利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另外一方面是适应，地球的地表温度还在上升，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同样也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做这项工作。  江苏常州“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王毅：在国际层面，中国推动气候多边进程，并促进一系列国际气候规则的达成。在国内层面，中国在“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提出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提出“双碳”承诺，都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在更新、提升目标，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做出积极而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中国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需要与各国合作采取行动，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没有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来支撑经济增长。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已经接近11亿千瓦，已占全部电力装机的44.8%，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近2.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总发电量的约30%。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更多去依靠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减少由于能源的增长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上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近日表示，绿色合作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不可能一面搞地缘对抗，一面要求别人无条件合作。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王毅：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下，零和博弈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仍然是基础。 发达国家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力度，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各国要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把安全、气候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统筹起来，这很重要。 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以及通货膨胀等很多非气候因素跟气候问题交织在一起，怎么更好去统筹处理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采取更加务实的行动。 同时，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要通过竞争来促进创新，通过竞争来降低成本，但合作是主流，所以应该把握合作的各种机会，同时也要为竞争做好准备。 中新社记者：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但是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气候单边主义倾向，对国际气候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弃，给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带来严重阻碍。该如何克服气候单边主义倾向，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 王毅：气候单边主义有两种倾向，一是不合作，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就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影响了全球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二是不尊重现在的多边规则。很多发达国家只是单纯要其他国家提高目标，要更有雄心，更有力度，但是忽视了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和替代方案。 中国同意不断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但是需要一个公正、安全、平稳的转型。这一年来，欧洲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也经历了能源紧张，说明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科学合理的路径、更明确的替代方案来实现目标。 我们要防止单边主义，走多边主义的基本路径，需要加强交流和沟通，必须要促进双边、多边的交流合作来增信释疑。 中国一定要坚定方向，保持力度和节奏，同时要通过国际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跟其他国家分享“双碳”的实践、经验、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东方电气供图中新社记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维护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的基石。但是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却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试图无形中消解这一基石。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毅：对此要有全面的认识，欧盟拟单边采取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是否破坏现有的一些多边规则也需要关注。例如，欧盟国家声称CBAM没有破坏WTO规则，但是WTO关注的是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相关环境条款的规定不清晰，对有关环境产品的认定一直没有实质进展，也未达成环境产品减税的协议，导致一些国家借此设立各种“绿色贸易壁垒”。所以，欧盟国家的做法存疑。 在乌克兰危机和通货膨胀背景下，能源价格高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很多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我们综合研判和应对，但最核心的就是加速转型。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动力电池及电动汽车方面有很多优势，只要坚持方向，实现系统性的变革，把整个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贸易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比别人转得更快，就有望化解相关的政策挑战。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即将在埃及举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中方如何保持定力，推动气候多边进程持续取得进展？ 王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多次表示，COP27首先应该是一个落实和行动的大会。 要把《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各项规定落实下来，但现在有一些重要的缺口，比如说适应问题、资金问题，发达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到达1000亿美元资金的支持仍未落实。 雄心目标同务实行动必须要保持平衡。在乌克兰危机、通货膨胀影响能源和粮食安全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气候政策短期“回摆”可以理解，但在恢复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构建未来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的新格局。 各国一方面要更好去应对现有的一些短期问题，同时在复苏和应对挑战过程中找到一条公正转型的路径。大家要一起努力，才可能弥补差距并且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各国一起把步子走稳走实走好了，才能共同迈向低碳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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