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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郡”广西钦州的特色年味******

　　(新春走基层)“岭南古郡”广西钦州的特色年味

　　中新网钦州1月17日电：“岭南古郡”广西钦州的特色年味

　　记者翟李强杨强

　　1月15日，壬寅年农历腊月二十四，年已七旬的广西钦州灵山烟墩大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平修踏上约一米高的铁板凳，擂响了他新年的第一通鼓，鼓声震耳撼人。黄平修介绍，这种闹春的鼓声在附近的村庄里将会持续至元宵。

　　烟墩大鼓系钦州市灵山县烟墩镇一带的一项独特而古老的传统器具，相传起源于古代先民用作驱鬼避邪、驱赶猛兽和传递战争信号的器具，如今已演变成当地迎春、祈福、庆祝丰收，或用于开业庆典等的乐器，列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烟墩镇邓塘村的烟墩大鼓工作室里，陈列着多面赛人高的大鼓，最高的一面约有3米，每一面大鼓都用很多钢丝绳由鼓面绷至鼓脚。黄平修介绍，这些大鼓都是用樟木和牛皮制作的，有了钢丝绳的作用，通过调节鼓脚的木楔就可以改变大鼓的音效。

　　黄修平说，击鼓闹春是当地传统习俗，每逢大年初二，附近各村还会聚集在一起斗鼓，比拼鼓声，祈求风调雨顺，驱疫辟邪，2023年春节也不会例外。

　　在灵山县佛子镇大芦村，始建于清朝乾隆十二年的东园别墅前，几位老人围坐一起烤火聊天，古宅里，刚从广东放假返乡的劳会正在为古宅和乡亲写春联，他的三个孩子围着桌子聚精会神地看着。劳会每写一字，他侄女就帮着拉一下红纸。一旁的劳永秀和她的侄子也一样默契地配合着，完成了一副又一副的春联。

　　这个传统在大芦村年年都有。劳会说，他的爷爷生前也是每年都给村里人写对联，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熏陶，他热爱书法，执着于写春联的传统。1997年爷爷去世后，他就接过棒来了。带上孩子们，就是想让他们感受传统。

劳会领着孩子们在大芦村古宅里写春联。　翟李强摄

　　劳永秀告诉记者，她为古宅写春联是从2019年回到老家工作后开始的，之前都是老长辈写，现在年轻人慢慢接任了。

　　据了解，大芦村以古屋、古树和古楹联而闻名，是目前广西发现的保护最完好、规模最大的明清建筑群，现保存有305副古楹联，因而被誉为“广西楹联第一村”。

　　春节临近，年味愈发浓烈。与烟墩镇相邻的灵山县沙坪镇街上，人们正在忙着置办年货，人流车流叫卖声交错在一起，很是热闹。芝麻饼是当地的民众喜爱的特色小吃之一，是人们常备的年货。糯米制作的饼皮，用叉烧、薯蓉等作馅，再裹上一层芝麻，经过烘烤，香脆可口。

工人在赶制芝麻饼。　翟李强摄

　　“今天到现在都没停过。”1月16日下午，冯艺的工人在忙着打包芝麻饼给客户发货，他的车间里，工人们在忙着赶制新一批芝麻饼。冯艺介绍，他从2003年开始生产芝麻饼，每年中秋和春节前是最忙的时候，2022年从农历十月底开始至今生产了逾100万个，目前已经卖了九成。

　　在灵山，年味也缺不了大粽子，有“无粽不成年，唯喜必有粽”的说法。灵山大粽广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粽哥张龙芬介绍，灵山大粽以大而著称，状如枕头，主要用野生冬叶和糯米、绿豆、猪肉、猪蹄、鸡等包制而成，标准的灵山大粽一般都有4斤重，大的庆典大粽有几百斤重，寓意“传宗接代、高中状元、光宗耀祖等。逢年过节，灵山人以大粽、粉利、芝麻饼“吉祥三宝”迎来送往，寓意家庭团聚，总之顺利。

粱受轩刚包好用一只整鸡做馅的大粽子。　翟李强摄

　　1月16日，在大芦村的古宅里，村民粱受轩用一只整鸡和糯米、绿豆一起包了一个大粽子，足有5斤重。“用鸡做馅的大粽寓意生活吉祥如意、事业如日中天。”大粽哥张龙芬说。(完)

中新社70年丨从“海棠院”出发，他走在最前面******

　　“从47个开始”

　　1952年9月14日，44岁的廖承志走出家门，向东行二三百米，走进了“海棠院”。

▲《中新社人文地图》，章新新绘

　　“海棠院”是以种植海棠树而闻名的老四合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以前叫“王大人胡同”)东头北侧的中侨委大院里，是清朝理郡王府的旧宅，距廖公家很近。他家小院东墙，开了一个小门，便于他到中侨委大院上下班。

　　当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曾描绘过“海棠院”，它是康熙长孙住过17年的故居。近晚，日军占领北平，小院曾沦为伪满洲国使馆。1949年之后，原是中侨委的办公场所，后来成为筹备中国新闻社办公的地方。侨领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还曾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办公地。

　　1952年，夏末秋初。这一天，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做动员讲话。当时，参加中国新闻社筹备工作的，共有47人，因此这篇讲话就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打破关门主义

　　怎么样办好中国新闻社是筹建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廖公在讲话中向中国新闻社的同事发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

▲廖承志历史资料图片，中新社发

　　廖公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不顾政治后果，这是不对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是没有好处的。

　　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

　　“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他说，“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要做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的特点，了解其困难，报道要有特色。”

　　筹建中国新闻社过程中，时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一批试播稿件，报送廖公审批。有一次，在一篇800字的综合报道稿件上，廖公批了6个字：“太长！太长！太长！”连用了三个惊叹号。

　　廖公在筹建中国新闻社初始，就为建构中新风格确立了基本路向：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报道要“群众化”，为广大海外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为广大华侨报纸生存发展服务。

　　反对“文抄公”

　　从“海棠院”出来，西行不过一二百米，就到了原来中侨委的小礼堂。“文革”之前，中国新闻社的重要会议多曾在此举行。

　　1965年3月12日，廖公在这里接见中国新闻社分社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讲话主旨，非常鲜明，就是反对“文抄公”。

　　廖公特别强调，“中国新闻社是要把富有高度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为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就需要马列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正是这样，我说，中新社编辑部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应当有高度的马列主义，而形式是爱国主义”。“我们天天发出的消息，是不是上政治课？上政治课是对的，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不是没有血肉的、无的放矢、‘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

　　他说，“报道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中新社的报道，要根据马列主义的解说，把事实编排起来，要以思想理论的指导去摆事实，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讲话。中新社更要注重摆事实，以事实教育、团结华侨。”

　　对有些事情，廖公不主张对外公开报道。他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反对封建迷信，如说‘大中华’(香烟包装盒)上两个华表是‘封建’；‘红双喜’(香烟包装盒)也要改，这是胡闹，不能报道”；

　　第二个例子，“宣传增产节约，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是爱国’”；

　　第三个例子，在讲话现场，有同志问，对贫下中农的作用如何报道？廖公当即说，“中新社在一个时期，综合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李双双’，在国内受欢迎，国外看不懂。”

　　廖公一再强调，“要提高通讯社的威望，切忌‘文抄公’。”他讲的“文抄公”，不仅仅指报道风格，也是说办好中国新闻社，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在当时，廖公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从原来中侨委小礼堂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中国新闻社旧办公楼。在旧办公楼的一楼，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放映厅，可以坐四五十人。“文革”之后，中国新闻社复办，最初在小礼堂办公，上世纪80年代才搬到旧办公楼，小放映厅也成为中国新闻社举行内部会议的首选场地。

　　1981年2月26日，廖公在这里参加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站会议，发表即席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新闻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说，要“最大限度地加以灵活应用，面对国外，主要面对海外华侨，还有中国血统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它的工作对象还可以扩大到和这四种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朋友。”

　　他特别强调，“你们中国新闻社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讲面对着复杂的群众，你说它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中间落后的也可以，甚至是完全落后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

　　他反复叮嘱，“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太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你对他们唱高调，变成对牛弹琴了。所以还要看对象。注意针对性，才能够定合适的调子。要不然，情况不同，对象不同，你弹出来的声音还是一个样子，那就不太对头了。就外面的读者、群众来讲，还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一个规律。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不穿“干部服” 要说“家常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新闻社刚刚恢复建制不久，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新闻社的同志都希望廖公出来讲话，把中国新闻社确定为“国家通讯社”。

　　廖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新社是什么性质的通讯社”。他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不能认为中新社是同仁通讯社，也不能认为中新社仅仅对华侨宣传，就说它是一个杂牌通讯社”。

　　同时，他一再说，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扬中新社风格，在这篇讲话中，廖公阐述得很清楚，且反复地讲，苦口婆心，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这篇讲话是廖公到中国新闻社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成为他对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最后嘱托”。

　　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

　　廖公每一次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几乎都没有讲稿，即席而谈，开门见山，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提纲挈领。

　　从“海棠院”到小礼堂，再到小放映厅，廖公的这三次讲话，在中新风格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回答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的重大问题，是中新风格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样本。

　　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为海外广大侨胞服务，是廖公对外宣传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新闻社历经历史曲折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他不是中国新闻社的编辑记者，也未在中国新闻社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他的履历表上也没有他与中国新闻社历史渊源有关的文字记载。但一早一晚，他常常要听取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汇报。晚饭后，他有时还会到中国新闻社总编室，了解发稿情况，审看稿件。

　　1952年9月14日，“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从47个开始”那篇著名的讲话之后，中国新闻社的队伍从“海棠院”出发，日益壮大，浩浩荡荡。七十年了，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承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