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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育人用人新战略 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作者：王稼琼（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党的二十大擘画光明未来，引领时代航程，指导实践伟业。“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报告中的这些观点论断，为新时代高校汇聚英才，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作为一所特色鲜明的“双一流”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始终把人才培养放在首要位置，擦亮鲜明底色，传承红色基因，在固根基、补短板、强特色、提质量上锐意进取，奋力拼搏。新时代新征程，北京交通大学要深刻认识和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足功夫、下实功夫，时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主线，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主动谋划育人用人新战略，积极探索汇聚英才新路径，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贡献更多育人成就和拔尖人才，走出一条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特色道路。
深化立德树人，突出价值引领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己任，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持续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改革创新，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
坚持“五育并举”，优化评价机制。深入推进学生评价机制改革，秉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的基本原则，不断创新综合动态评价的方式方法，充分重视学生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因材施教，有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提升师德师风，增强榜样效应。以抓顶层设计、抓决策部署、抓组织协调落实主体责任，以学理论、学“四史”、学楷模把稳思想航标，以讲师德、讲校史、讲警示铸就交大师魂，加快形成尊师重教新风尚。
新时代新征程要求我们必须主动对标科教兴国战略，形成价值培育塑造的“导引器”和“增幅器”，坚决打好铸魂育人阵地战，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交大智慧和交大力量。
聚焦国之大者，发挥学科特色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
我们要充分彰显学科特色优势，完善学科整体布局。紧紧围绕前沿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和一流学科群建设，形成具有良好学科生态的相互支撑、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和结构，为人才培养建立坚实稳固的学科基础。
深化教育教学模式改革，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在打造学科优势的基础上，深入实施“本研贯通、学科融通、产学相通、国际互通”的“四通”教育教学新模式，加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努力培养拔尖创新型、卓越复合型、行业创造型人才，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积极培育创新文化，营造浓郁创新氛围。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引导和激励科技工作者弘扬“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优良传统，争当科技创新排头兵，主动肩负起投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交通强国、科技强国的光荣使命。
通过聚焦“国之大者”，加快形成人才孕育成长的“孵化器”和“助推器”，坚决打赢人才培养主动战。
着眼长远大计，彰显人才育引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我们要坚持“党管人才”，加强统筹谋划。始终心怀人才建设这一长远大计，主动作为，率先布局，持续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和用好人才。坚持“广纳群贤、人尽其才”，以“规模适度、结构优化、富有活力”为目标，打造优秀人才的“蓄水池”和“磁吸石”。
坚持“育引并举”，丰富载体平台。大力创新“育引并举”的方式方法，构建“校—院—学科”三级联动的人才引育体系，不断健全有利于人才成长与聚集的体制机制和环境氛围。进一步拓宽视野，充分发挥行业特色优势，促进校企合作深度融合，创设校内外相互联动、国内外相互交流的运行机制和协调机制，为教师搭建起业务培训、素质提升的高端平台。
坚持“系统管理”，打造优质团队。从系统观念出发，不断创新人才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人才激励机制、服务保障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建设，着力锻造锤炼一支能够支持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支撑引领行业发展、发挥交大优势特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加快建设交通领域世界一流的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优化人才育引的“驱动器”和“调节器”，打响队伍建设攻坚战，以高素质人才助力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05版）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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