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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普洛斯中国区常务副董事长诸葛文静：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中新网11月21日电题：普洛斯中国区常务副董事长诸葛文静：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中新财经记者 李金磊 “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绿色低碳模式，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普洛斯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普洛斯中国区常务副董事长诸葛文静在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说。 诸葛文静表示，中国是普洛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普洛斯携手客户、合作伙伴和投资人在中国各个市场积极发展业务，同时也感受到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尤其是国际化和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二十大报告让我们对中国市场更加充满信心。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作为一家跨国企业，普洛斯在中国的资产管理规模达720亿美元，中国市场对于普洛斯来说意味着什么？深耕中国市场取得哪些成绩？ 诸葛文静：普洛斯专注于供应链、大数据及新能源领域新型基础设施的产业服务与投资管理，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是普洛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一直以来，普洛斯引全球资源投资中国，全力以赴支持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 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取得高速发展，并且提质增效，其中释放出巨大的动力和潜能。因此，我们在专注的三大业务领域也都取得了积极的发展并获得行业认可的领先地位。 普洛斯在中国境内外募集并运行多支专门投资于中国的私募基金。此外，普洛斯REIT是中国首批基础设施公募REITs之一，我们十分荣幸能参与此项重大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创新。 普洛斯还不断升级科技及服务能力，打造高质量的产业服务生态体系，引领智慧化前沿，不断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提升资产价值，与客户、合作伙伴、投资人一起创造“更高效的社会、更美好的生活”。 中新财经：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于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变，您有何感受？是否会继续保持对中国市场高效高速的投资？ 诸葛文静：普洛斯携手客户、合作伙伴和投资人在中国各个市场积极发展业务，同时也感受到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尤其是国际化和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二十大报告让我们对中国市场更加充满信心，也为普洛斯继续通过投资管理和产业服务支持和参与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报告强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绿色低碳发展”等原则和承诺，在此基础上，报告绘制了中国经济新发展的蓝图，让我们深受鼓舞。 普洛斯期待以全球化的投资开发能力和产业服务专长，为客户、合作伙伴和投资人创造更大价值，共同为下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中新财经：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普洛斯多年以来专注和擅长物流和供应链领域，将如何进一步在这一领域发力？ 诸葛文静：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智慧、绿色、高效成为现代供应链及其产业服务的新标准。普洛斯不止于基础设施，而是以全球基础设施网络为载体，提供涵盖供应链、产业金融、科技服务的供应链产业服务体系，让供应链更稳定，让产业提质增效。 在这一领域，普洛斯不断努力和精进的方向可以举例如下： 智慧零碳的资产管理运营，推进产业链绿色进程：普洛斯提供包含智慧园区、智慧仓储、碳排放管理等在内的资产管理运营服务，不仅我们自己管理的园区获得了LEED铂金级绿色运营认证，我们还面向其他业主输出，共同把智慧化、零碳化推进到产业链上下游。 “资产即服务”创新模式推进产业链自动化、新能源化：通过“仓储+RaaS”一体化解决方案，帮助企业一站式部署灵活的自动化仓储运营，实现降本增效；通过绿色能源资产服务化，帮助物流、运输等行业企业大规模应用新能源。 产融科技链接产业端与金融机构，普惠中小企业：以数字供应链金融科技解决方案，让物流和供应链领域中小企业也能以相对较低成本获得运营资金融资，助力稳链强链。 中新财经：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比较优势迎来变化，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未来普洛斯在华有什么发展规划？投资重点有哪些？ 诸葛文静：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绿色低碳模式，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普洛斯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未来也将围绕我们专注的三大业务领域继续推进业务。 首先，物流及产业园区等供应链基础设施的高效投资开发与智慧零碳运营管理，是提升现代流通体系的基础，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盘。同时，为实现“双碳”目标，普洛斯不仅要实现自身运营零碳化，也将继续把科技运营、智慧零碳的管理运营服务体系和能力向行业输出，促进整个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同样，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大数据基础设施是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建设低碳绿色、高质量算力基础设施是未来发展方向。普洛斯将继续深耕大数据新基建，聚焦数据中心低碳节能的创新技术，助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进一步深度融合。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在新能源领域，普洛斯将继续发展新能源基础设施，同时开放供应链与大数据基础设施应用场景，让新能源与科技紧密结合，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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